赵璧：抗疫，社交媒体可发挥什么作用

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相继采取不同程度的“社交疏远”措施，直接人际交往和沟通减少，社交媒体在交流和信息传递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放大。但与之相伴的问题是，各种虚假信息能够借助社交平台在短时间内大范围传播，给各国国内抗疫部署和世界范围内的协同抗疫都带来负面影响。

这背后有相当复杂的原因。首先，新冠疫情作为一种新出现的疫病，人类对其知之甚少。一方面，对其传播途径、致死机制、易感人群等疑点，以及免疫力持续时间、痊愈者二次感染的可能性以及无症状感染者比例等问题，专家们目前尚无定论。另一方面，围绕同一研究题目，不同学者也会得出迥异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貌似都很“科学”，也就更让人无所适从。比如帝国理工学院3月份的研究结果是促使英国政府下决心推行“居家令”的关键证据，但最近东英吉利大学的一项研究又显示，“居家令”对控制疫情基本没有作用。新冠病毒的“研究真空”或自相矛盾加重了民众恐慌，这是谣言肆虐的原因之一。

其次，普通民众，尤其低收入人群对传统媒体信任度下降，也为谣言在社交平台上传播创造了条件。英国一项针对新冠疫情的民调显示，对电视新闻和报纸新闻的信任度分别只有24%和17%。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在年轻人和低收入人群中更为显著。其结果是，社交媒体上来自熟人或关注对象的信息，更容易被当作可信消息。

第三是社交媒体本身的特点。较之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具有即时性、互动性、个性化等突出特点，因而疫情期间很多用户选择从社交媒体上获取相关信息。以推特为例，2020年一季度每日用户数同比增长约1200万。但疫情期间对社交媒体内容的审核工作也受到影响，社交媒体更多依赖人工智能对内容进行调节，而目前的AI算法都是基于关注度的，即越吸引眼球的帖子越会获得推广。这就导致疫情期间社交平台上传播最广的信息，可能并非那些确凿的科学依据，而是最令人震惊或情绪激动的内容，这会导致新冠谣言愈演愈烈。

最后一点是追责机制的缺席。目前，在“个人言论自由”的保护伞下，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公司即使监测到了虚假信息，也只能将这些话题标签化或删除帖子，最多对相关账号处以短期或长期封停处罚，但没有向这些用户追责的权利。而检察公诉机构即使想对某些用户追责，社交媒体公司往往又因需要“保护用户隐私”而拒绝配合提供相关证据，这更增加了追责的难度。追责与造谣成本的严重不对等，无疑助长了谣言散播者的气焰。

关于“5G信号网络传播新冠病毒”的谣言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关于5G信号网络的谣言最早出现于2013年，当时谣言散播者更多宣扬的是5G信号塔会释放有害辐射。但当新冠疫情暴发后，阴谋论者在推特等社交平台上一方面提供虚假证据（美国5G基站分布图和新冠疫情分布图），将新冠疫情归因于5G技术，另一方面利用话题标签吸引人们注意。结果导致这个谣言从线上广泛传播并蔓延到线下对5G基站的破坏行为。

英国研究机构调查显示，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谣言甚至阴谋论的大多有着某种反精英世界观。他们通常认为自己属于被精英阶层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进行控制的弱势群体。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一波“反华阴谋论”，明显偏离了这一特征，其关键在于这批谣言散播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精英者，而是以一些华盛顿政客为首的蓄意甩锅者，他们出于对中国的敌意，为了诿过推责、转移国内民众视线，才利用社交媒体大肆宣扬“中国故意隐瞒疫情”等各种反华谣言。这些谣言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不仅干扰了它们本国的抗疫重心，更严重影响了全球共同抗疫的努力。

抗击疫情期间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谣言，也已成为各种抗疫的题中之意。为此，首先需要各国加强本国民众、尤其低收入人群的科学教育，提高他们对谣言的鉴别能力。其次，权威学术医疗机构、主流媒体和政府官员都要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向社会告知真相，不把社交媒体上的话语权拱手让人。第三，社交平台也应改进内容推广的算法，提高权威科学信息的传播优先级，加强对疫情谣言的监控和筛查；第四，制定追责机制、消除监管真空。对于那些蓄意造谣中伤的“政治谣言”，尤需及时据实反驳摆明态度。（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