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荣：世界大团结抗疫的障碍在哪

武汉昨天正式“解封”。之前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的时候，不少欧美的人多少有些隔岸观“疫”的心态。如今，疫情的“震中”已经转到欧美，一些国家的确诊病例数甚至超过或者逼近我国的数值，要知道这是在我国采取坚决措施为全球应对疫情赢得宝贵时间背景下发生的。在人们的印象里，欧美国家无论是国家治理能力，还是医疗水平、国民素质，都是世界各国的标杆。但是，从疫情在欧美扩散蔓延以来，它们的疫情应对表现要么懈怠、要么失措，并已经因此付出很大代价。

造成这样局面的一个原因是，欧美有的国家缺乏团结抗疫的意识和格局。病毒无国界，需要全世界同舟共济、共同应对。然而，当疫情先后在多国多点暴发时，美国以为可以单纯地通过快速封闭边界阻断病毒，未曾想病毒这类非传统安全问题早已跨越国界，只有全球联防联控才能逆转。美国把疫情暴发的责任推给中国和国际组织。就在周二，特朗普在推特上“甩锅”世卫组织，说是“世卫组织把事情搞砸了”。这一系列操作无疑与美国的世界大国身份不相称。欧洲国家不认同美国的单边做法，但是，疫情在意大利等国刚发酵的时候，欧盟内部也曾出现各国各自为政、互相截留防疫物资的窘境。好在欧盟此后加强了欧盟层面的协调以及各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但是，如何在重大危机面前，拿出切实的彰显团结的行为和举措，依然是欧盟及其成员国需要回答的问题。

欧美国家对于自身体系可能存在的治理赤字缺乏应有认识。这一方面是它们惯有的、对自身治理能力的优越感使然，以为此次疫情与普通流感并无多少差别，加之对自身医疗体系和资源的自信，觉得疫情并不难以应对，对病毒的轻视和对自己应对能力的高估令它们在危机面前麻痹松懈。与此相应，如果说我国一开始由于对病毒认知不足而在应对上出现了一些失误，它们也不是引以为戒，而是更愿意宣扬我国缺乏西方那样的危机应对能力，甚至于质疑、指责我国采取的必要的隔离、出行限制和“封城”措施。

另一方面是欧美国家内部存在各种力量的掣肘，导致行动力、执行力不足。近年来，在各种危机侵袭下，欧美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思潮肆虐，政治极化程度加剧，国内形成共识的能力下降，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魄力果断采取非常规措施，更多是出于选举政治的考虑，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上犹豫不决，在某种程度上贻误了有利战机，不得不在疫情暴发后采取弥补型措施，但为此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还有，欧美一些国家没有将精力专注于疫情防控，而是放在了如何转移疫情应对不力的责任上。当疫情一开始在中国暴发时，美国有一些人不仅幸灾乐祸，甚至还认为这是搞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打压中国的好时机。欧洲方面，在中国国内疫情最吃紧的时候，欧盟协调成员国向中国提供了无私援助，但是，在欧洲成为疫区、中国守望相助提供支持时，欧盟内却出现了一些杂音，影射、指责中国在搞“宣传攻势”、推行“慷慨政治”。也正是在这种心理的作祟下，对于西方专家认为成功的中国抗疫经验，欧美一些国家的政客不愿意借鉴，在他们看来，学习、借鉴中国的做法，就等于承认自己此前的应对是错误的或不力的。

欧美国家的疫情还在发展中，真心希望它们响应全球团结抗疫的倡议，共同将日前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视频峰会做出的、建立统一战线应对新冠病毒这一共同威胁的承诺落到实处。与此同时，欧美国家也需要放下自己的优势思维惯性，及时补上短板，尽早渡过难关。(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