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陷阱论”的致命缺陷
近年来，中国崛起似乎被五花八门的“陷阱论”给缠住了：“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等，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弄得国人如履薄冰，总是对未来捏把汗。
当“陷阱论”出入各种讨论场所时，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很难不带成见。它的缺欠在于：首先，它只是对有限区域的历史过程的不完全总结;其次，它对复杂历史进程的总结又是有选择的，是对极为丰富的历史构成的简化;再次，这些“陷阱论”大多是战争胜利者对历史的总结，反映了曾经胜利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历史的选择就是对价值和利益的选择。当“陷阱论”为现实利益服务、成为控制或压榨新兴者的理论工具时，对历史的扭曲也就在所难免。各种“陷阱论”各有其隐含逻辑，无论赞同还是批驳，只要用其概念，就会掉入陷阱中。
比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前提是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只能由霸权国家提供，才能维持国际秩序。在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不愿继续无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如果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是霸权国家行为;如果中国不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不负责任。
其逻辑陷阱是，这里的公共产品与我们强调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中性含义并不相同，只能由霸权国家提供，而霸权国家是唯一的。如果中国真如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约瑟夫·奈建议的那样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美国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还能维持吗？他这么说，只是希望中国在一些领域给美国帮忙，而绝非希望中国真的取代美国。
另外，这些“陷阱”往往只是局部经验、阶段总结，并不反映必然规律。比如鼓吹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且不说两千多年前的西方局部历史经验能否适用于当今世界，尤其是东方文明古国，仅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而言，西方史学界一直有争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解释只是其中之一，并非真理，而且修昔底德本人的逻辑前后不一。可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修昔底德本人给后人设的一个陷阱。
西方“陷阱论”层出不穷，其潜台词恐怕是：中国如果不走西方的道路，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其本质是不认可、不看好中国道路，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思维的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代表了“普世价值”，终结了历史选择。这使西方总是不能实事求是地看世界、看自己、看中国。拥有特长历史、特大规模、特世俗社会以及特殊崛起这“四特”属性的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奉这些“陷阱”为圭臬，将会形成恶性预期自我实现的效应，这一点尤其需要警惕。
走出“陷阱论”的历史迷思
“陷阱论”近年来不断花样翻新。一些学者热衷做“搬运工”，不少时候还把它们作为分析现实问题的入口，乃至不知不觉掉进了各种“陷阱”所设置的理论陷阱。
为何会有那么多人对“陷阱”津津乐道？一个原因是，“陷阱论”中包含着一些真问题。今天各种“陷阱论”，大多先是在西方国家流行起来的，它所反映的一个事实，即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兴起，西方国家传统优势地位的逐渐式微，以及西方内部经济、社会和政治混乱局面的加剧，在20世纪下半叶曾较长时间都自信满满的西方人，如今在面对现实和未来时，已经充满不确定感和迷茫心绪。
以各种“陷阱论”的方式表达出对现实世界的种种焦虑，这是很正常的。但“陷阱论”在中国引发“焦虑”，还与中国的国家特性与发展阶段有关。与一般国家不同，中国是少有的领土规模广大、人口数量众多、族群和文化构成繁多、地域差异显著的超大规模国家。这种类型的国家，在平常情况下都会表现出远超一般国家的复杂性。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内部变动激烈，由此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更会远远多于中小规模国家。当各种“负面新闻”通过各种网络平台迅捷地到处传播时，外来的“陷阱论”，总是容易得到被放大了的负面现实情境的印证和支持。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各种“陷阱论”面前所表现出的免疫力不足，所表明的是对历史与现实的辨识能力还是有欠缺。而其成因，又在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相遇时的相对弱势，使得中国人长期在面对外来理论时，养成了十分显著的学习者心态，批判反思意识不足。
这种被动学习者心态，与我们的历史主体意识同中华民族灿烂文明不相匹配、对世界乃至自身的历史解释能力不足有关。中国以往的历史记述主要是关于中国的，而在近代以来接受的区域史、世界史或全球史，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大多数时候不过是西方历史的一种延伸。当中国人在由西方学者提供的历史中思考时，对各种“陷阱论”常常难有反思性回应。
还有，中国发展到今天十分不易。许多不自觉呼应西方“陷阱论”的国人估计也是爱国心切，生怕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但“陷阱论”的诸多缺欠，决定了它们只是“守成国家”维护自身利益、形成话语权的“软权力”策略。以之观察和裁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不仅仅是先入之见，而且是强词夺理。这些从有限经验中总结出来、而又带有明显成见的话语，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更重要的是它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真正理解中国。
时易势移，今天中国再次无限接近世界舞台中心。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对自身历史主体的重建工作刚刚开始，在知识、话语权等方面的建设上，需要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超越“陷阱论”的话语体系
我们需要冷静看到，这么多“陷阱论”被广为传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西方掌控国际话语权。直到最近，情况出现了变化。
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为“在分裂的世界中构建共同的未来”。这声音听起来怎么那么熟悉？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同一论坛上演讲的核心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毫无疑问，世界经济论坛今年的主题就是在呼应习近平主席去年演讲的精神。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初显，主要是因为这些年自身发展得好。但我们要树立自己的话语权，还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能构建起完整的、受到世界认同的独立话语体系。很多事情我们自己的理论总结还不到位，缺乏具体的参照和共性的指标。
其次，我们的一些学者和媒体，对很多问题的分析，基本上还是以拿来主义为主。在拿别人的信息来组建自己的分析框架时，难免会受到别人话语权的影响，因为这个分析框架很可能是别人希望的分析框架。
最后，国际话语权作为某种程度上的“软实力”，是靠“硬实力”造出来的。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总是以科技最发达、军事最发达、经济最发达，因而政治体制也最发达的形象著称，所以它就容易掌握国际话语权。
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必须创造一套能让外界听懂的话语体系，用简单的事实、易懂的逻辑去说服别人，而不是用高深莫测的中国式话语去解释。
我们要坚持自己的说法，不为别人设置的话语套路所干扰。比如，中国这些年发展得好，是因为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西方舆论总是要把我们指责为“国家资本主义”，想把我们拖进另一种话语陷阱。事实是，中国不仅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而且制定了精准扶贫计划，过去5年使6000多万人口脱贫，还剩下5000多万人到2020年前也要全部脱贫。这不是社会主义是什么？
我们的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都应以更加自觉的态度，拒绝盲从，增强自信，善于研究问题。不能别人说什么，我们就跟着说什么，把别人的信息直接翻译过来采用。遇到突出事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从多种渠道去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能让人家牵着鼻子走。
一个多世纪前，美国贤人爱默生曾告诫美国年轻人不要再吸食欧洲知识的残羹冷炙，而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脚走路。如今的中国人同样要挣脱西方思想和理论的故步自封，敢于用自己创造的概念、以自己生产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甚至世界。中国这些年来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成功，已经为在知识体系中创造“中国学派”提供了良好条件。跳出西方理论工具来对中国的伟大实践做出理论总结，已逢其时。
总之，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国际话语权，有助于外界不再跟着各种“陷阱论”去臆想中国，而是用比较客观的眼睛看待中国，当然也有助于我们自己提升“四个自信”的自觉性，让我们从思想到实践都能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程亚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丁一凡 北京外国语大学亿阳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