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日关系近期出现缓和，但不少人还是持谨慎乐观态度。人们常说要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但历史太沉重、未来太渺茫，不少人对和平缺乏信心，两国关系似乎仍陷在怪圈中难以走出。
首先，历史积怨难解。不幸的历史给双方造成心理阴影，中方认为日本既没反省，也没道歉，日方则认为中国纠缠历史，没完没了。日本人的历史观是撕裂的，1972年日本政府表示过“深刻的反省”。1978年裕仁天皇在欢迎邓小平的晚宴上特意提到中日历史上发生的“不幸的事情”，表示两国要“永远友好下去”。1992年明仁天皇在北京表示，对日本给中国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历史深感痛心。同年日本就教科书问题发表“宫泽谈话”，1993年发表“河野谈话”，1995年发表“村山谈话”，1998年小渊惠三口头向中国表示“道歉”。根据安倍晋三在其著书中统计，截至2006年，日方总共表示过21次“谢罪”，暗示是中国在纠缠历史。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次数，也不在于措辞，而在于态度，且不说日方没在任何正式文件中向中国人民表示过“道歉”，单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不肯承认侵略罪行看，日方一些人扭曲的历史观令人担忧。
其次，国民互信欠缺。修改宪法本是一国内政，但日本的修宪关系日本今后能否走和平主义道路，所以广受关注。本来修宪派以删除第九条第二款非军事化内容为目的，但遭到舆论反对，于是安倍退而求其次，想在保留第九条的前提下，加上自卫队的内容，使自卫队合法化。其实，按照日本政府一贯的解释，自卫队不属于第九条禁止的“战力”，即使不入宪，也不违宪，因此右派认为加宪多此一举，达不到修宪的目的。另一方面，日本国民相信自卫队不是军队，同时认为宪法还另有关于首相和内阁成员必须由“文民”担任的条款，所以并不存在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因此，尽管他们多数反对修宪，却不反对自卫队，这是他们的矛盾之处。但中国人却因日本首相安倍把修宪甚至废宪作为政治目标，担心日本放弃宪法规定的和平主义理念，所以修宪问题影响了两国国民的互信。
第三，政治认知不同。两国对安倍的政治认知差异较大，中国舆论普遍对安倍没有好感，认为他是右派甚至“右翼”的代表，他的上台和连任意味着日本的右倾化。但安倍在日本国内支持率一直很高，经济政策得到支持。安倍一直谋求改善中日关系，2014年与中国达成四点原则共识，2017年表示有条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自民党7大派阀中有5大派阀支持安倍，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的大平正芳的继承派阀岸田派支持安倍;麻生派支持安倍，该派是鸽派河野派演变而来，还吸收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松村谦三的政治遗产山东派;另外，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二阶派也支持安倍。目前的安倍虽然被描绘成右派的代表，但他的对华政策显然反映了自民党内鸽派的意向，去年改组的安倍新内阁也排除了右派分子。当然，令人担心的是安倍的历史观，截至今年8月15日，他虽连续5年没有亲自参拜靖国神社，但都派亲信献了“玉串”，今后他能否在参拜靖国神社、也包括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自我克制，仍然态度不明，所以难以让中国人民对他刮目相看。
第四，战略定位矛盾。中国对日本的未来发展方向持怀疑态度，日本则对中国的崛起表示不安。其实，虽然日本右派言行活跃，但短期内和平宪法不会被废除;陆海空自卫队(约25万人)虽有强化趋势，但短期内不会成为扩张型武装力量，日本也没有放弃专守防卫政策的迹象;不少人想借口“中国威胁论”扩军，但“文民统治”原则尚未受到挑战，短期内军国主义不会死灰复燃。当然，日本虽谋求与中国合作，但另一边却强化日美同盟，推动印太战略，这反映了日本战略选择的矛盾性。日本著名海洋国家论者高坂正尧早就表示过对岛国日本被大陆吸收的担心，所以主张日本的国家定位是海洋国家，要与海洋国家结盟，但不与中国为敌，强调在权力平衡中维持日本的独立性。安倍在《建设美丽国家》一书中也提到，构建“日美印澳安保对话”会强化日本与中国打交道的地位，这是日本对华政策两面性的根源。既合作又牵制，显示了目前中日关系的矛盾所在。
如果改善关系是中日之间的共识，两国就应克服矛盾，除去互不信任的心魔，寻找和扩大战略共识，顾全战略互惠与和平发展的大局，走出怪圈，回到友好合作的原点。(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日韩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