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所有的无名烈士墓碑不再无名，帮无名烈士找回丢失的名字，找到回家的路。”
多年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团队致力于烈士遗骸鉴定、为烈士寻亲等工作，让无名烈士重归有名英雄是文少卿一直以来的心愿。
今天（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央视新闻《中国UP！》国庆75周年特别策划讲述文少卿团队为烈士寻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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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少卿走上为烈士寻亲之路是因为一条朋友圈。
9年前，他刷到一位学者说首批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腐蚀严重，还受到枪械金属污染，DNA提取工作非常困难。委托机构建议将这批烈士遗骸送到英美权威机构测试。
“我看到后，坐不住了——‘中国自己的英烈，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能完成DNA鉴定？’”文少卿说。
在此之前，文少卿团队的实验室常年研究古代遗骸，在鉴定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有了这份科研底气，他们马上投入到近代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中。
2015年起，文少卿团队先后完成1200多具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涉及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淮海战役等。他们在考古发掘、体质鉴定和DNA实验中，发现无名烈士遗骸上大量与战争有关的创伤。
文少卿说，每一次回忆起这些场景都心痛不已，但他同样迫切地希望更多人听到这些无名烈士的故事，帮他们找到名字和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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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受山西省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文少卿团队对方山县南村革命烈士进行系统发掘和分子考古鉴定。他们发掘了49具无名烈士遗骸，经鉴定，这49位无名烈士平均预期寿命仅20.5岁，最小的不到14岁。
其中一位编号为391的烈士只有十四五岁，他生前腿部严重感染，从事着与年龄不相符的高强度工作，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家住何方，是否有家人惦念。
想到这位小战士牺牲前或许只能听到枪炮声、轰炸声和惨叫声，今年清明节时，文少卿带着学生在战士的墓前送上一个音乐盒。“为他补上一段动听的旋律，让他听听现在十四五岁少年习以为常的声音，听听他那短短一生没有过的岁月静好。”
在挖掘和鉴定工作中，文少卿团队还揭开许多触目惊心的细节。
很多战士骸骨上有弹孔，根据形态可判断，子弹大多从正面打来；有的战士身中数弹，肋骨里还遗留着弹片，可能没来得及接受手术，就因伤势过重牺牲了。“可以想象，战场上这些不过二十左右的青年们，迎着子弹呼啸，冲了上去的场景。”
还有大面积感染之后被截肢的烈士，截肢处边缘仍带着小骨碴，“可以想见他们是用非常简陋的工具在锯，因为看不见肉里的情况，锯到最后，可能直接就掰断了。”
当地村民告诉文少卿，他们父辈那时在墙外听到过小战士们彻夜哀嚎，“心疼得直抹眼泪”。
在河北雪村，他们也发掘到了残酷的战斗现场。在一箱遗骸中，有2位烈士和5个小孩，最小的孩子才十几个月大。“可能是战士们护卫着一群小孩一起突围，不幸全部遇难，这个画面非常惨烈，异常悲壮。”
看到这些无名烈士遗骸上的创伤，文少卿团队的老师和学生经常边工作，边抹眼泪。英烈长眠，骸骨无声，留下的回响却震耳欲聋。
03
虽然文少卿团队已先后完成1200多具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但其中能找到在世亲人的烈士屈指可数。
编号为“M19”的烈士就是吕梁南村49名无名烈士中最幸运的一位。
他牺牲时年仅23岁，由于亲人从未放弃寻找，团队通过DNA比对和颅面复原技术，帮他找回了姓名，复原了相貌。这位烈士叫崔海治，祖籍山西忻州。
△崔海治烈士容貌复原图（左）与其哥哥照片（右）对比
近年来为烈士寻亲，文少卿深感责任与使命，“如果说在古DNA研究中，我聆听到了历史的低语；运用法医考古技术时，我看到人性之恶；那么，在做烈士遗骸鉴定时，我会看到人性善的一面。”
他一直不忘多年前在贵州遵义看到的一个画面：“我站在遵义市民广场上，看到当地人聊天、起舞，而广场不远处的凤凰山就是烈士忠骨所埋之处。瞬间，民族脊梁具象化了，你会看清是谁挺起了万家灯火。”
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超过90%都是无名烈士。
文少卿希望，能有更多人参与到为烈士寻亲的工作中，“发掘、鉴定、科研、寻亲、宣传，无论哪一个环节都能帮到烈士，这项工作真的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民族英烈，我们一刻也没有忘
向烈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