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1月29日）上午，第十一批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以此致敬和缅怀英雄。
抗美援朝战争中那些“最可爱的人”，很多已离世或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们的精神被一代代中华儿女铭记在心。在辽宁丹东，一支团队用镜头记录下志愿军老战士们珍贵的口述历史。
01
“我最大的遗憾
是未能和战友们一起冲锋”
2019年7月，丹东市融媒体中心《铭记》工作部正式组建，他们坚持在全国范围内抢救性采访抗美援朝老战士和英雄模范，创作《铭记》纪录片、图书、音像制品等，拍摄素材时长近1000小时，收集整理文字资料、采访笔记超过1000万字。
而寻找并面对面采访拍摄这些散落在五湖四海的志愿军老战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联系的过程中，很多老兵不相信我们，家属存在迟疑，说你们是什么媒体？你们为什么要干这个工作？”团队编导张蕾表示，老战士们平均年龄在九十多岁，考虑到他们的身体状况，采访时间控制在一小时左右。
“他有些记忆比较模糊或者是碎片化的。你怎么引导他，是比较难的。”张蕾表示，在有限的时间内挖掘并引导老战士们讲述以往的经历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周全弟是长津湖战役中的幸存者之一，入朝时他只有16岁。在黄草岭的阻击战中，他在零下40多度的低温中卧雪三日，丝毫不动。当冲锋号吹响的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的四肢已经冻僵，无法起身和战友一起冲锋。
“我才16岁，就没有手、没有脚了。”周全弟入朝参战仅半个月，他的四肢就因严重冻伤而不得不截肢，可他却说：“相比身体的残疾，我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和战友们一起冲锋。”
几年来，像周全弟老人这样的志愿军老战士，纪录片《铭记》团队采访了700多位。
在四川绵阳，团队采访了最早发现邱少云烈士遗体的战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三千米封锁线把邱少云烈士的遗体带回。在此过程中，其中两名担架队员不幸中弹负伤。
“为了一具烧焦的遗体，为什么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给他抬出来？”《铭记》工作部编导张萍轻声询问。老战士闻言，激动地掉下眼泪，“我们心里头如刀绞，我们不得不那么做，他是我的战友。”
02
“可把你们盼来了
再晚就来不及了”
2020年8月31日，抗美援朝口述历史纪录片《铭记》顺利播出，创作团队收到志愿军老战士的线索也越来越多。
每次采访快要结束时，张蕾都会问一句话，“您认为志愿军精神是什么？”
“不怕死喽，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很多老战士都表达了这样的想法，他们也说“我们入朝之前其实就没想回来，抱着必死的信念过的江、入的朝，没打算回来。参加每场战斗，我们觉得活下来就赚到了，死了、牺牲了就值了”。
如今，这些志愿军老战士平均年龄超过90岁，《铭记》工作部创作团队采访过的老战士中有三分之一已离世。与时间赛跑成了《铭记》工作部创作团队采访中的常态，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能等，老战士们等不了”。
2020年9月，张萍到上海采访韩德彩中将，他见到团队的第一句话就是：“可把你们盼来了，再晚就来不及了。”张萍注意到韩德彩的腿有明显的浮肿，韩德彩也坦言：“我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
这次采访给张萍带来极大的触动，随后有感而发地写了一篇手记《再晚就来不及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她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
03
“如果我不讲述谁会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在采访过程中，很多志愿军老战士纷纷表示：“我不是英雄，牺牲的人才是英雄”。尽管他们自身经历丰富，战功赫赫，但在镜头前，他们更愿意分享战友们的英勇事迹。
唐章洪曾靠一门炮打死了725个敌人，是全军响当当的人物。然而，在接受采访时，他却一直在讲述他的战友。
“我只想讲述我的那些战友，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的军功章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和战友一起打下来的。如果我不讲述，谁会知道他们都经历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
牟元礼是团队去年4月在重庆采访的志愿军老战士。他讲述了541高地中的战斗，当时阵地上只剩下他和战友杨春增，他亲眼目睹排长杨春增手持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多年来，牟元礼始终在讲述杨春增的故事，尽管他自己也是一位15岁就获得一等功的功臣。
在这些年的采访中，许多志愿军老战士在回忆入朝参战经历时，会主动唱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他们端坐挺胸，精神焕发，眼神中闪烁着年轻时的光芒，仿佛又看到了七十多年前跨过鸭绿江的英勇瞬间。
截至2024年11月末，抗美援朝口述历史大型系列纪录片《铭记》已播出278集。《铭记》的故事还在继续。
张萍表示，5年过去，自己感到责任更加重大。老战士们越来越少，他们的年龄也越来越大。“我们的采访难度可能会比5年前还要困难重重，但我们还想尽最大努力去采访这些老战士，直到最后一位老战士离世。”
铭记是为了更好的纪念和传承
纪念那些健在的人
纪念那些所不为人知的故事
传承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总台记者/李承泽 郎易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