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在“China travel”成为全球社交媒体热词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带着好奇走进中国，记录下中国的高楼大厦与科技奇迹。但在这股热潮的背后，还有一群外国人深入中国的乡村与社区，近距离体验中国的基层治理与发展。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仅仅在“好city啊”的城市，也在一个乡社区服务中心的“最多跑一次”的服务承诺，在一个小镇里收集基层民意的“毛细血管”……而他们也把这些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带回自己的国家，为外界又打开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独特窗口。
索马里驻华大使：从社区服务中心，到基层科技应用，“中国的治理有一套”
2005年，当索马里姑娘和丹第一次来浙江师范大学求学时，她并没有想到，二十年后的她，会成为自己祖国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
在许多人眼里，和丹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国通”：在中国生活的这二十年里，她不仅阅读了大量中国的书籍和资料，也跑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从城市，到乡村，长年在第一线的观察和积累让她谈起中国来头头是道。“中国很神奇，治理有一套。”当说起中国留给她最深的印象，和丹这样感叹道。
“2019年3月，我有幸与浙江师范大学的同事一同访问了浙江省金华市塔石乡。”这名索马里新任驻华大使在采访中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过这样一趟旅程，“那是一个藏在群山茶园里的小镇，常住人口只有几千人，生活安静但十分有序。当地的村民大多从事小规模农业和本地经营。最令我难忘的，是当地政府两例具体治理实践。”
和丹还记得，当时她和同事一起参观了塔石乡的社区服务中心。一到中心门口，她就立即注意到了门前一行醒目的标语——“最多跑一次”。她了解到，这是浙江省发起的一项行政改革，旨在简化繁琐的办事流程，让当地民众无论是更新证件、登记土地，还是办理社保等事务，都只需跑一趟政府部门即可完成。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社区服务中心，那里环境光洁明亮，安排有序合理，工作人员热情细致。”和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我看来，那行标语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中国基层政府对民众诉求的积极回应，是对百姓时间和尊严的尊重，这才是真正把民众的需求放在首位。”而更让她感叹的是，这样高效、便民且负责的公共服务，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在中国，哪怕在是一个小小的乡镇都已经能实现。
第二个让和丹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塔石乡中心的一栋小楼。她在小楼墙上看到了一个红色标记，这引发了她的好奇。于是，她向当地干部询问这一标记的来历，原来，这座建筑是没有取得合法审批，所以被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列入拆除计划。
“让我没想到的是，它并不是因当地居民举报才被发现的，而是通过卫星监测和土地管理系统识别，并上传至国家数据库。”和丹告诉记者，科技在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广泛运用让她感到惊讶，更让她感到佩服的是，即使是一个小乡镇，也被纳入了中国严谨、规范的治理体系中，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难以做到的。
“无论是中国日益高效的公共服务、平易近人的基层干部，还是严格的土地使用管理方法、透明的数字治理体系…它们都让我慢慢明白，中国的基层治理体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它低调，但高效，且目光长远。这些经历也让我意识到，良好的治理不仅关乎宏大的国家战略，也关系到每个民众的切身体验。”和丹这样感叹道，“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回应人民的需求和期待，从脱贫，到乡村振兴，再到数字化政务服务，它展现出了很强的把政策转化为人民实际福祉的能力。”
从2016年起，和丹便开始给索马里政府提供咨询，将自己对中国的观察和“中国经验”传达到遥远的东非。2017年9月25日，索马里政府正式给和丹颁布了任命书，任命她为总统顾问。索马里的总统顾问不少，但和丹却是其中唯一一个研究“中国经验”，针对中索合作交流的。2024年，和丹又有了新身份，她被任命为索马里驻中国大使，这一新角色让她和中国的联结翻开新的一页，也让她更加希望为索马里的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的成功）对索马里和整个非洲的政党都有着强大的启示。”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索马里在2012年才走出长年的内战与无序状态，建立了第一个中央政府，现在该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状态。但尽管国情和政治格局不同，但中国的成功经验仍有许多可供索马里学习。“比如，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新的意愿和能力，中国聚焦治理绩效和公众信任的执政理念，还有中国各层级政府善于倾听民意，不断试点创新、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都为世界上了有益的一课。”
尼泊尔学者：我一直以为“高效”和“民主”无法共存，直到我来到中国
初春的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冠英镇，风和日暖，柳梢泛青。今年2月28日，小镇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一个来自尼泊尔的干部考察团。他们中有尼泊尔的前副总理兼外长，也有尼泊尔三大政党之一大会党的高层，还有学识丰富的大学教授和院长，他们远道而来，是为了现场观摩一场镇党委会会议。
“你们镇党委会会议多长时间开一次？”“镇党委委员里有没有哪方面的专家？”“干部们的年龄、性别构成是怎样的？”“普通民众的意见是如何反映给政府的？”这些尼泊尔官员们对中国的基层治理充满了好奇与兴趣，不断向中方的官员抛出自己的疑问。
尼泊尔前副总理兼外长苏加塔·柯伊拉腊是考察团的团长。在这次会议观摩和对四川多个乡镇的考察中，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各地政府收集民意的“毛细血管”：邮箱、热线、手机app、社区走访……各式各样反馈机制令她觉得既惊讶，又有趣。
“科技在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应用非常广泛，这种应用可能不像尖端实验室里的那样，但数字化工具和在线平台确实既减少了复杂的文书工作，也回应了居民的及时关切，还很透明。”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最让我惊讶的，是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地方政府如何成功地把‘高效率’和‘广泛的公众参与’结合在了一起，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两者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
“我看到的，是一种真正强调包容性的对话的模式。”在苏加塔的观察中，当地许多决策并不是简单地“自上而下”下达的，而是充分吸纳了当地民众的意见，考虑到了他们的需求，并以实际解决问题为导向。她认为，这样有利于缩小政策设想和现实执行层面的差距，而这正是尼泊尔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尼泊尔博卡拉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德沃·查理斯则注意到了中国基层治理的“专业化”和干部的“年轻化”：冠英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都有本科及以上学历，部分成员还有审计、法律、医学等专业背景，最年轻的镇党委委员刚过30岁。
“这些年轻的干部很有信心，也很有责任感，而且在很多专业领域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德沃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尼泊尔的干部都由选举产生，这当然是基于该国的民主理念，但这也会带来一个挑战，即被选出的人有时候缺乏专业知识。他认为，中国的模式有可借鉴之处，比如，尼泊尔可以“探索如何减少政治纷争，推动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治理模式”。
“民主不仅是一个理论概念，它必须反映在实践中。”德沃这样感叹道，“而一种治理方式到底是否高效，最终取决于它能否让人民幸福。”
阿根廷外交官：在灾后重建的小村，看到“同心协力”的力量
在阿根廷前驻华大使牛望道眼中，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体量庞大、文化多元的国家，更是一片充满生命力和人情味的土地。在过去这些年里，他以学者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一次次深入中国的城乡基层，走近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这也让他对中国的社会治理和扶贫经验有了最直观的体验。
“我尤其喜欢去中国一些偏远的地区，比如每个省远离省会和主要经济中心的地方。”牛望道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从2021年到现在，他走访了四川、贵州、河北、新疆、湖南、青海的许多村庄和基层社区，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新的发现和惊喜。
在所有参访中，让这名阿根廷外交官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四川省北川县的田坝村——2008年，这里曾在汶川大地震中遭遇重创，但14年后牛望道来到这里时，他看到已是一片重建后生机勃勃的土地。
“我在那里见到了一位茶叶合作社的负责人。2008年地震时，一棵老茶树挡在她身后，救了她一命。劫后余生，她决心重建家园，如今不仅带领乡亲们一起制茶、卖茶，还把生意做到了海外。”牛望道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政府与百姓之间高度协同的力量——村民们坚韧、勤奋、乐于学习，政府则在产品推广、市场开拓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正是这种同心协力，让他们得以战胜重重困难。”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北川新县城的广场上欣赏了一场灯光表演，很多当地居民都去了。我看着许多家庭带着孩子在广场上游玩，觉得眼前的景象就像是这个克服苦难民族最生动的写照。短短几年时间，这里就重建了一座拥有一流基础设施的新城，还取得了新的发展。”他对记者感慨道，他想把自己在北川看到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
给牛望道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中国基层的官员们。“中国很多官员非常有专业素养和使命感。”牛望道评论称，在接触的过程中，他感到许多中国基层官员对他们工作的乡村有深厚的感情，真心希望为当地带来更多繁荣和发展，“他们对当地强烈的归属感，以及对振兴乡村地区的激情，让我尤其难忘”。而干部的晋升也往往直接与当地的发展成果挂钩，这在许多国家并不常见。
在他看来，这些基层治理经验是中国实现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外界对此知之甚少。“我认为，这些做法在拉美完全具有借鉴意义——我们是全球发展最不平衡的地区之一。”
他举例称，中国基层政府在支持村民发展小微企业、推动社区共同决策方面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这些都值得拉美国家学习。“它们有助于协调生产、整合资源、增强社区凝聚力。”他表示，“如果我们能吸收中国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本国的社会文化加以本地化改造，就有可能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