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实现能源安全的钥匙在哪里

近期中国一些地方出现停电限电的情况，舆论因此有了一些对于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被人“卡脖子”话题的讨论。这类判断值得商榷。一来限电问题与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短缺并无直接关系，二来产业链上谈及的“卡脖子”是就芯片、光刻机、大型燃机等技术受制于人而言，如果谈及对外来能源的依赖，能源领域更多说的是能源安全问题。

对中国来说，能源安全面临的最大问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连续供应问题，特别反映在油气问题上，因为中国油气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70%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气都依赖进口。如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复杂变化，虽然不会轻易出现什么阻供问题，但是出现风险的可能性比过去更高。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这样大，这在地缘政治格局巨变的今天已经构成不容忽视的战略风险。

第二，电网安全。互联网时代，电网安全尤其值得警惕。国际黑客猖獗，委内瑞拉今年就曾发生过电网遭到攻击而造成全国大面积停电的事件。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充分防范，但这方面的风险依然存在。

第三，生态环境的安全。中国的煤油气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超过80%，排放产生的局地污染物和全球性二氧化碳排放物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生态安全问题。短期内，大量矿工的健康、安全生产等，也是一个广泛的安全问题。

必须承认，在我们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太高，这一情况这些年有所改进，煤炭消费占比已经从70%左右下降到约57%，但相较而言，美国欧洲等传统煤炭经济体的煤炭占比只有30%左右，并且经历了从煤炭时代向油气时代转换的历史进程，欧洲更开始向可再生能源时代迈进。

能源供给还有地域的原因。我们的用能负荷中心大多集中在东部，而供给侧的大量能源则从北部和西部来。西电东输、北煤南运的能源结构也势必造成用能成本的提高和大量交通负荷的占用。

另外，我们的能源效率总体比较低，能源强度大。我们的能源强度是美欧日等经济体的几倍，这也说明我们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大而不强，增加值还是主要靠资源消耗，靠耗能来获得，而不是主要靠技术含量。

认识了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问题、能源结构存在的现实，解决的出路应是什么？短期而言，就是削峰填谷，也就是最优先保障老百姓的冬季取暖、夏季制冷和照明、炊事用电等民生问题，合理调度生产用电的时间。比如在用电峰值时对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加工等用电灵活的企业进行拉闸限电。拿当下中国一些地区的限电现象来说，那应当是一次短期冲击，用电需求不会总是处于那样的峰值状态。

就中长期而言，要考虑到老百姓的用电需求将越来越大，因此要加强电力供给建设。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电力系统的扩张应当避免煤电厂的增加，而要大力提高电力系统的非化石能源占比，也就是电力系统要加速做深度低碳化。

第二，在东部地区增加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和都市圈周围的小镇县城，空地面积大，低矮楼宇屋顶面积多，通过装上光伏，大概能够有几十亿平方米的面积，再配以楼宇的储能、直流配电、保有量持续增加的电动车也可以加入储能大军，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能源系统。

第三，中国的西部地区，比如青海、甘肃、宁夏、蒙西等有丰富的风光资源，还有一些地区有丰富的水电资源，可以形成水光风互补的能源体系。中国在12月12日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宏伟目标。当下的总装机容量是4.4亿，缺口是7亿多。这里面相当一部分需要统筹，既有东部地区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也有西北、西南和北方地区的集中发展。再通过中国特有的、适于输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形成2.0版的西电东输计划。之前西电东输输的是煤电，现在是可再生能源。在市场机制上，可让东部发达地区适当多花钱买绿电，通过市场的真金白银实现东西部地区的平衡。东部买绿电，不但满足其电力需求，也要通过碳交易、绿证的期货涨价预期让东部地区有利可图。

什么是最安全的能源？可再生能源。中国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这是既减碳，又减少污染物，也能增进我国能源安全一举多得的事情。我国工业、交通、建筑电气化发展迅猛，技术呈弯道超车之势，如果以后发电系统提供的都是绿电，在未来二十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能源安全将日益依托可再生能源，这就将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这是中国最终实现能源独立和能源安全的美好愿景。就能源发展史和能源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周期而言，都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作者是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