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隆：俄与西方博弈的“威慑力”从何而来

俄罗斯与美国、北约和欧安组织围绕安全保障相关议题的“车轮战”谈判已经结束，三场对话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自去年俄乌边境首次对峙以来，无论逼近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还是为缓和局势开启的安全谈判，俄罗斯在与西方博弈过程中始终表现出某种独特的“威慑力”，掌握着一定主动权。

一是在安全上突出非对称威慑。虽然在军队规模、军费总额、常规武器装备数量上，俄罗斯作为单一国家与北约29国的军事同盟并不处于同一水平线。但俄美在战略核武器数量方面不相上下，俄在战术核武器方面甚至存在赶超态势，这种终极威慑功能成为俄与西方安全博弈的“压舱石”。同时，恢复远程轰炸机的战略巡航，空基“匕首”、路基“先锋”、海基“锆石”三类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与配装，“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在北极海域破冰出水并完成导弹试射等行动，都表明俄善于借助比较优势与西方开展博弈。

另外，面对近期北约在黑海的频繁军演和水面力量优势，俄通过推动俄白联盟国家一体化和批准《俄白联盟国家军事学说》，强化俄罗斯与亚美尼亚安全合作等措施，尝试构筑环黑海地区的陆上“安全弧”，并加强对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常态化侦巡，以期在南北两端、海陆两极对北约形成威慑。俄还通过政治、能源等非军事手段的安全威慑，警告北约与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建立“事实盟友”关系的冲动。

二是实现战略目标意志坚定。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不同，俄罗斯以“稳固周边”为核心战略目标，在与西方的遏制与反遏制、扩张与反扩张博弈中主要呈现守势。但俄具有较强的战略意志力，一方面，在坚持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方面不惧付出代价，比如为克里米亚事件承担超过7年的严厉制裁，为保存中东战略支点强势进驻叙利亚；另一方面，又可以为实现战略目标在局部问题上妥协迂回，比如俄充分认识到土耳其在处理对北约和对美关系中的影响，在发生击落战机、枪杀大使等事件后出人意料地选择“隐忍”，最终实现两国在军事层面的密切合作。

三是战术和行动上的难以预测性。从实践来看，俄往往能够通过出其不意的政治或军事行动，获得与西方地缘战略博弈的主动权。从2008年俄格冲突、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加入俄联邦到2015年突然出兵叙利亚、2019年派军机驰援委内瑞拉，再到近期为稳定哈萨克斯坦局势履行集安组织对成员国职责火速派出维和部队，可以看到，俄开展的战术行动时常超出西方预判，下“先手棋”的偏好确保其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投入，较好地执行综合性、战略性目标并实现较大影响。

四是经济上的“自我循环”能力。在西方严厉制裁等因素影响下，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与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力、国际秩序的塑造力、国际规则的阐释力不成正比。一直以来，美希望在国际经贸格局中将俄固化在原材料供应方和低端产业链上。但从与西方博弈的角度来看，以能源、原材料贸易为主的经济结构却变相成为俄罗斯的优势，相关产品可以成为其重要的对外战略杠杆。通过油气产品为主的对外贸易，俄罗斯得以实现经济制裁影响的最小化，免受技术上的“卡脖子”和市场禁入等限制，与西方长期博弈的底气也更充足。

五是刚柔并济的外交传统。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和阵营对抗的历史记忆，为俄罗斯外交留下重要遗产，其对外政策也以高度的灵活性、务实性著称。在政策取向层面，俄曾以“回归欧洲”为己任，在加入八国集团后默认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进程，曾试图与美国形成联合反恐的战略伙伴，多次推动美俄关系“重启”，也曾主动转向东方提出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相关变化展现其根据国际格局的自我认知和定位频繁调整外交主轴的灵活性。同时，俄坚持现实利益优先，在对美博弈中强化斗争与妥协的平衡，在对欧关系中推动博弈与分化的结合，即便在俄西关系处于低谷的当下，普京仍多次在美施加新制裁后与拜登会晤通话，并称致力于恢复与欧盟的全面伙伴关系。另外，俄还具备较强的议题设置能力，通过俄乌边境对峙“以斗促谈”开启安全保障协议谈判就是其中例证。

六是舆论战中的塑造和传播能力。在国际话语权争夺方面，除了传统的俄新社、塔斯社外，以今日俄罗斯（RT）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日益活跃，其与西方媒体的不同视角不但成为俄重要发声渠道，也成为非西方世界接纳和传递信息的有效窗口。相关叙事塑造和传播能力，是俄与西方博弈时开展舆论攻防的重要依托。

需要看到的是，俄在与西方博弈中所具备的“威慑力”来源，根植于其独特的地缘环境、经济结构、历史文化、社会意识和外交传统，具有相当明显的特殊性。同时，由于俄西博弈的常态化、多元化和复杂化，所谓“输赢成败”也很难通过各自一时得失或量化指标予以评判，政治优于军事、对话胜过冲突应是双方需要坚守的基本共识。（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