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隆：“大三角”旧棱镜无法折射大国关系新现实

大国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其互动方式也是决定时代主题和国际秩序的关键因素。但一段时间以来，少数国家单纯以“竞争”定义大国间关系，尝试对曾经的“威慑与遏制”战略进行再包装，为维系霸权进行理论背书，其中也包括把中美苏“战略三角”或“大三角”的分析框架套用在中美俄关系上。

例如，在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竞赢”中国和“约束”俄罗斯构成其“全球优先”之首，且只有中俄作为国家被单独列为章节。美国兰德公司不久前发布的报告也指出，乌克兰危机持久化“增加俄罗斯的对华依赖”，这将强化中国在中美竞争中的优势，而“确保莫斯科不完全从属于北京，符合华盛顿的长期利益”。可以看到，虽然特朗普时期极力推崇的“联俄制华”战略臆想遭遇滑铁卢，但“战略三角”逻辑仍是美国政府和战略界审视中美俄关系的棱镜。但在笔者看来，面对以前所未有方式展开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继续通过“战略三角”这种极富冷战色彩的逻辑看待大国互动，属于典型的刻舟求剑或缘木求鱼。

客观上看，支撑“战略三角”的结构性基础不复存在。冷战时期，各国主动或被动从属于美苏两套互不兼容、平行存在的政治军事体系、意识形态体系和市场标准体系之下，构成“两个世界”的尖锐对立。在此种结构中，美苏作为各自阵营的领导者，都需要借助关键第三方的力量，实现阵营间力量对比的优势，以求最终在冷战中胜出。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催生出相互依存的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各国在统一融合的市场环境下博弈，无意且无力打造相互隔绝的平行市场或技术标准。而在国际多边政治、经济和安全架构中，特别是全球性问题的应对框架内，世界主要力量的权力和影响力也高度互嵌，无法支撑“战略三角”的形成。

主观上看，“战略三角”无法兼容大国的多元化诉求和政策路径。地缘政治对抗、军事安全威慑、意识形态竞争曾是中美苏“战略三角”的构成基础，各方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构想，均以维护自身政治制度、维持相互间安全制衡为终极目标。狭义上讲，其中一方的政策调整，可能打破“战略三角”式的脆弱平衡，引发全局性的政治或军事危机。冷战结束后，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联盟色彩逐步淡化，大国基于各自利益在全球和地区议题中的分化与组合、竞争与合作共存。在战略取向上，出现了从“全面备战”到“极力避战”的变化，不再将军事冒险作为竞争方式，不寻求相互确保摧毁，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束缚。各方追求降低误判和增强预期。在政策路径上，出现了从“单向推进”到“双向塑造”的变化，中美俄不仅通过三方关系推进政策实践，更强调通过各类双边关系、全球议程和多边互动反向塑造三方关系。

相较于“战略三角”逻辑的解释力困境，中国自2012年起倡导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更符合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的新现实，其强调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也更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

首先，“相互尊重”是适应国际力量对比历史性变化的必然选项。无论欧洲的“战略自主”诉求还是“全球南方”的集体意识都表明，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中美俄虽构成世界主要力量中心，但国际秩序的整体框架仍受到其他力量中心的影响以及各类国际和多双边机制、非国家行为体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塑造。因此，大国需要客观看待国际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变化，主动适应“西强东弱”与“东升西降”的并存格局，尊重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与核心利益，在求同存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在全球和地区议程、多边和双边框架中找到利益契合点，而不是利用“战略三角”的旧逻辑制造新的阵营对抗氛围。

其次，“和平共处”是破解“大国必战”等历史宿命论的重要实践。理论上讲，竞争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常态，大国竞争也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之一。但是，利用自身霸权地位和同盟体系，以竞争之名进行极限施压、前沿遏制和战略围堵，势必加剧大国间的紧张状态甚至引发冲突。与之相反，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倡导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有利于打破所谓崛起国和守成国“必有一战”的历史宿命论。在这方面，中俄关系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性质，强化历史逻辑、内生动力和世界意义的导向，也成为大国间探索正确相处之道的范本。

最后，“合作共赢”更符合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和各方共同期待。面对大国博弈更趋激烈，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经济复苏乏力和全球性问题加剧的新的动荡变革期，各国普遍不认同“战略三角”式的大国独尊意识，不希望被迫在“民主对抗威权”叙事中选边站队，厌倦甚至反感少数国家沿袭霸权逻辑、集团政治，更期待中美俄欧等世界主要力量成为破解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动力源，而不是加剧和平赤字、信任赤字的负能量。因此，以合作共赢等为原则的新型大国关系倡导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共同促进全球发展，通过议程协调提供公共产品，符合世界对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期待。

不可否认，中美俄关系的确是国际政治的重要结构变量，但无视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时代特征，简单将其作为中美苏关系的历史延伸，并将冷战特殊背景下的“战略三角”逻辑生搬硬套，只能得出“拉一方打一方”或“双遏制”“打楔子”等错误选项，更无法理解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价值所在。（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