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任驻乌克兰大使马升琨递交国书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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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印度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再次成为印度舆论关注的焦点。印度智库全球贸易研究计划(GTRI)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23—2024财年,中国是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双向贸易总额1184亿美元,进出口实现“双增长”,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达850亿美元。相比之下,印美双向贸易额为1183亿美元,且进出口双双开始下降,印度对美顺差达到367.4亿美元。
近10年来,中美两国一直保持着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前两位的位置。但由于中印双方统计口径不同,导致各自公布的贸易额数字时常有所差异。虽然中国对印度贸易额排名的起伏变化没太多兴趣,但是印度方面对此却十分在意。2021年时,在中国商务部宣布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后,印度方面立刻“澄清”称,按照印度的统计,美国才是其这一财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印度之所以如此在乎这一排名,主要是外交方面的原因。在印度视角中,中印两国作为地区大国和陆上邻国,既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具有众多共同利益,又在领土、地区影响力方面存在争端。新冠疫情暴发后,印度政府大幅度转变了外交方向,其核心便是要在战略上与美国携手遏制中国。为此,印度在经济政策上采取了各种各样“脱钩”中国的政策。然而几年努力下来,在美国短暂地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后,中国重回榜首,且对华贸易赤字达到新高,这让印度难以接受。这意味着,印度政府过去采取的对华经济“脱钩”战略和政策并没有取得成效,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对于印度舆论场一些曾经期待印度与中国在一夜之间实现“脱钩”的人而言,亦不啻为一记当头棒喝。
中印之间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此前,印度曾多次称其药品、IT服务等行业在中国遭遇非关税壁垒,但事实却是印度以质量控制令、卡审批等手段阻碍中国、越南等国的产品,筑起非关税壁垒的高墙。本质上,中印的贸易逆差是两国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造成的结构性问题。在中印关系良好的时期,中国鼓励中资企业赴印度投资生产来逐步缩小贸易逆差,一度掀起中资企业对印度投资的浪潮。但是,在印度外交战略转变之后,一些印度政治精英不断塑造、操纵被中国加害的“妄想症”,追求所谓“弹性和可靠的供应链”“透明和可信的技术”等等,其核心目的还是与中国产业链体系“脱钩”,要与美国和欧洲体系“再挂钩”。
“狼来了”的故事讲多了,这些印度精英似乎也就信了,一时间各种各样为其政策辩护的理由甚嚣尘上。例如,对中国经济依赖越高,印度制造业就越“空心化”;印度不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因为RCEP成员国与中国产业链深度捆绑,印度不加入就能摆脱中国的“控制”。不过,经贸关系并不严格遵守地缘政治的逻辑,经济规律也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印贸易额连年增长的现实,证明了印度的一系列举动只是在自寻烦恼,印度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既不经济,也不现实,更不可能。
此前,印度政府采取多项措施来挖取中国制造业的“墙角”,包括通过生产挂钩激励(PLI)计划,用财政补贴和激励的方式来弥补印度市场环境的不足,进而促进制造业发展并减少对中国的制成品的依赖。但是这些措施都没有取得多大成效,也让不少外企认清了印度政府“套路”满满、口惠而实不至的本来面目,转移产业链到印度的意愿进一步降低。
站在中国角度,我们也要注意到风险。印度对很多中国产品零部件的需求旺盛,部分源于一些产业的龙头企业刚转移到印度之后产生的需求。这也意味着,这些零部件供应商未来同样存在迁移至印度的可能。从宏观层面上说,印度经济发展对中国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中印经济实力差距大幅拉大是在2010—2014年之间,2014年后虽然两国经济体量差距依然巨大,但近两年中印经济实力差持续拉大的势头已经减弱。当地缘政治因素成为跨国公司考虑的重要因素之后,印度市场的地位水涨船高也是事实,其经济产业政策的动向仍值得持续关注。(作者是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