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张妮】在巴伽诺快乐群岛国，模特出身的型王因一场酒后荒唐提议意外成为主相，就此拉开一场充斥选举舞弊、媒体操控、黑帮火并、资本围猎的权力游戏，上演一场没有赢家的狂欢。作家卢山在其新作《狂欢国》中编织了一则冷峻的政治寓言。30余年驻外生涯，两任驻外大使，辗转多国、亲历国际风云，他用小说写下对世界的理解。“我很感恩外交官这份职业，它赋予我一双特殊的眼睛，用来观察这个世界，也塑造了我的文学观”。卢山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坦言，一般而言，作家更倾向于向内探索个体命运、情绪；而外交官的文学观察，天然带着全球坐标。“看懂世界，才能更清醒地看清自身”。
幸福到底源自哪里
环球时报：《蹦极》与《狂欢国》是您两部代表性作品。《蹦极》是现实主义外交题材，以第一人称讲述一位中国外交官在虚构岛国克服重重困难、从零筹建大使馆的故事；《狂欢国》则完全虚构一个群岛国，书写权力博弈、资本裹挟与人性挣扎。二者风格差距如此之大，背后是什么原因？
卢山：两本书风格差异确实很大，一个贴近真实，一个充满荒诞；一个是向群体致敬，一个旨在讽刺。很多读者拿到书都会疑惑，这不像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具体缘由很难一句话说清，大概是外交本身就具备多面性。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人，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气质：我们可以待人友好热情、温良谦和，也可以冷峻严厉、不留情面。
环球时报：《狂欢国》中巴伽诺快乐群岛国的政治生态，是取材于您驻外经历中某些特定国家和地区，还是融合提炼了多年多国行走的见闻？书中描摹的各类乱象，对应海外哪些真实社会困境与政治顽疾？
卢山：取材更多是后者。单独一件事看似偶然，换个地方也可能上演，表象各不相同，但背后有其必然性。写小说的好处，就是不必被单一事件、单一地点束缚。那些发生在不同国度、原本互不关联的事，我可以在小说里把它们串联起来，虚构一个完整故事。
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都在努力寻找自身的成长之路。巴伽诺快乐群岛国是一个虚构国度，但它具备典型意义。书中，一名职业模特只因朋友一句玩笑，就意外当选一国主相。他没有逆袭成为国家的拯救者，反倒深陷资本操控、异化权斗的泥潭，最终在多方势力撕扯里沉沦。巴伽诺暴露出来的病症——权力异化、腐败蔓延、享乐主义盛行、暴力犯罪猖獗、贫富鸿沟持续拉大，在很多现实国家中都能看到，很难根治，原因在于无法克服资本带来的内生结构性矛盾。没有资本，难以形成市场，社会发展也缺少动力，但资本一旦失去约束，各类乱象就会接连滋生。
环球时报：《狂欢国》反复出现“快乐”“狂欢”这类字眼，但通读下来几乎感受不到真正的快乐，扑面而来的是荒诞、浮躁与无休止的内耗。“狂欢”是在隐喻什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概念，去包裹一个悲凉讽刺的故事内核？
卢山：快乐、狂欢有一个共同特征：来得快、消散也快。与之相对的痛苦、挣扎，反而存续得更长久。如果说有隐喻，那就是狂欢外壳之下，内核是痛苦。在巴伽诺快乐群岛国生活的人们缺乏安全感，不知道意外何时降临：温饱无着，出门会遭遇抢劫偷盗，参与政治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代价。长久的焦虑、无所适从，让民众迫切需要情绪宣泄，狂欢就成了出口。可短暂狂欢过后，痛苦、焦虑、迷茫会卷土重来，循环往复，看不到希望。书中的主相型王成立快乐委员会，把“快乐”当成治理口号、竞选筹码，推动各类“快乐运动”，许诺全民幸福，但这一切都是虚幻的空头支票，根本无法落地。
什么是快乐？快乐的标准是什么？快乐源自哪里？怎样才能确保快乐？这些问题全世界都在问。《狂欢国》也在探讨追问这些问题。
创作最大的难点是没有先例可循
环球时报：目前《狂欢国》已被美国旧金山公共图书馆等机构收藏，并在亚马逊多个站点上架。据您观察，这本书受到海外读者关注的原因是什么？《蹦极》《狂欢国》能否带动更多外交题材小说涌现？
卢山：我很欣慰自己的作品被海外关注收藏，这至少说明这本书具有其特定的收藏和推荐价值，也给了我继续创作的信心。
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中国作品走向海外，持续丰富海外市场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会对中国文学国际化形成正向的推动作用。希望我的创作对拓展外交文学、国际题材文学的边界起到有益的作用，也能催生更多同类作品出现在海外市场。
环球时报：《狂欢国》不讲中国本土故事，完全虚构了一个外国国度，搭建起一套独立的当地政治、社会、人文体系。您选择这种写法，初心是什么？最大的创作难点是什么？
卢山：我的初心，是希望用文学的方式，把我亲眼所见的海外世界具象化。大家每天能看到各类海外新闻报道，但碎片信息往往抽象单薄。我希望通过小说，展现海外社会如何运转，普通人如何生存，呈现海外众生百态，让读者直观理解世界。更深一层的想法，是留存一段时代的印记。历史需要有人记录，后人才能从中汲取经验。我到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与事，如果不写下来，我所有的观察与思考，最后也会随风消散。
创作最大的难点是没有先例可循，用我这个中国人的视角去讲述海外故事是一种全新尝试与体验。
环球时报：近期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同样是以中国人的视角观察世界。您认为，中国创作者立足自身视角书写海外故事、解构世界政治，对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与全球叙事，有着怎样的独特价值？
卢山：讲中国故事，我认为可以分为两种路径：写本土故事是其中之一；其二，用我们中国的价值观、文化视角去讲述世界性故事，表达我们的观点，同样是讲好中国故事。《欢迎来龙餐馆》以中国普通人的视角打量世界，讲海外故事，表达属于我们自己的态度。我看完非常欣喜，有一种和《欢迎来龙餐馆》创作团队同频共振的感觉。所以，第二种创作路径显然已不再只停留在想法层面，已经有实实在在的作品落地。我预测这会成为一个创作趋势。
过去几十年，我们重视向国外学习，未来我们依然需要持续这样做，取长补短，但更重要的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生长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表达体系。文明之间可以互鉴，也可以互相超越，在借鉴、超越的交替之中，整个人类文明才能向上发展。中华文明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我们理应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文化的构建当中，让世界现代文化融入更多中国思想、中国表达，让中国文化拥有更强的世界性。
全球化时代，地球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我们既是中国人，也是地球公民，应当具备世界眼光。把世界看懂、写明白，反过来，我们才能更清醒地看清我们自己。民族复兴，也体现在这种文化志向之上：不只关照自身，也用东方哲思回应全人类共同的命题。我们需要从单纯向外输出本土故事的阶段，走向新的阶段——更有意识地用中国人的思考，去审视世界秩序、人类未来，这件事意义深远。
《青松》是外交诗的天花板
环球时报：您曾评价陈毅元帅的《青松》是外交诗的天花板，也提出文学修养是外交官的必备素养。文学修养对于外交官而言，意味着什么？
卢山：我格外喜爱陈毅元帅的这首《青松》。诗言志，短短几句，写出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下，一名外交家独有的风骨和浪漫主义情怀。外交工作极其务实，文稿一字一句推敲，交涉细节分毫不能出错，容不得一点疏漏。但外交同样需要浪漫，尤其是深陷困境、孤立无援的时候。
就像《蹦极》里的主人公钟良，独自驻外，承受巨大孤独，依靠乐观豁达支撑下去。如果缺少一点浪漫主义，就难以扛住这份压力，而文学，正是浪漫精神最好的源泉。读书、写诗、写作，也是很多外交官安放内心的方式。
文学还是外交沟通柔软的桥梁。曾经有一场大使宴请，主办方怕饭局枯燥，邀请每位来宾带上一首本国诗歌，把宴席变成诗会。我朗诵了李白的《将进酒》，在场外国大使听完十分震撼，其中有一位大使说，在此之前，他想象不出中国诗歌拥有如此磅礴的浪漫。文学修养也直接体现在外交讲话稿里，一篇出色的外交讲稿，本身就可以成为文学作品。
环球时报：大家普遍认为外交官退休后会优先撰写回忆录。您为什么选择写小说？
卢山：回忆录有它的局限：个人亲历的很多片段，其他驻外人员也会经历，单纯复述经历，很难给读者带来新的启发。小说不一样，它可以把亲身见闻、多方收集的故事融合再造，跳出单纯自我叙事的框架，承载更丰富的思考，触达更广泛的读者。我脑海里积攒了大量人物故事，散文随笔体量有限，装不下这些内容，只有大体量的小说，才是我最终找到的适配载体。伏案写作时，仿佛书中各色人物都在和我对话，催促我思考、推进故事情节，这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变得充实厚重。
环球时报：相较于专职作家，外交官这份职业带给您怎样独特的视野和文学观？
卢山：外交官的身份，让我拥有了其他创作者没有的观察条件。第一，能够近距离持续观察海外政治生态的演变，接触人群覆盖顶层政要到普通民众。一开始，来自不同族群、文化背景的人，相处起来会给人距离感，时间久了就会发现，纵然历史、宗教、地域、人种差异巨大，人性底层是相通的。放下隔阂，慢慢就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理解他们的处境，不再简单以“外国人”的标签去概括数量如此庞大的群体。
第二，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权力运行的真实逻辑。经常参与各类官方庆典、外交活动，接触权力核心圈层。久而久之，会了解他们的政治话术、叙事套路，也懂文字背后隐藏的真实意图。
第三，始终处在一个超脱的旁观者位置。因为工作关系，能够让我看清权力博弈的激烈与残酷；进得去现场，又跳得出来，保持理性冷静，这是很难得的。
至于今后的计划，我会继续创作国际线题材作品。我写了外交小说《蹦极》、讽喻小说《狂欢国》，还会尝试其他新的类型。但无论什么类型，我都会把作品放在全球坐标系里，放在横向跨国对比和纵向历史对照中探讨问题，区分哪些困境是局部问题，哪些是人类共同的难题。